生活终究是在按部就班地滑行着。

    万恶的高三终于来临。夏天却还没有完全过去。郑东霓就在郑南音的房间里安营扎寨，晚睡晚起，悠闲自在，整日敷着面膜熬电话粥，气死了水深火热之中的郑小兔。

    至于我，因为工作时间不够长，没有资格去教高三，会在九月份的时候教高一新生。郑南音这家伙总算找到了打击我的理由：“我们现在的物理老师，讲课讲得比你好一百倍。”

    龙城的八月末，已经有了凉意。尤其是清早的时候。八点钟左右，我站在厨房里磨豆浆。心里因为什么都没有想而一片澄明。柔软清丽的阳光里面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萧条。站在这样的阳光里面，会有微风拂面的错觉。家里人上班的上班，公主殿下上学，大多数时候，只有还在假期中的我和郑东霓两个人。

    然后我就听见了郑东霓的歌声。“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郑东霓学王菲是可以乱真的。唱歌，曾经是她吃饭的家伙。

    她关上冰箱门，对我微笑：“早上吊一吊嗓子是好的。我自己都觉得我宝刀未老，完全不减当年。”

    “走过江湖的人就是不一样，”我说，“27岁就可以话当年。”

    “那当然。”她骄傲地把脖子一梗，“谁都像你，当年坐着学牛顿三定律，现在站着教牛顿三定律。无聊。”

    “你是怎么认识那个人的？”我犹豫了一下，比较迅速地转移了话题。

    她一愣：“偶然。去年夏天他放假回来，跟着什么熟人到我店里来。然后他就来约我了，后来他回美国去，我们保持联系。再后来，他说他想结婚，我说，我也想。”她有点狡猾地眨了一下眼睛。

    “你看上他什么？”

    “我从来没有看上他，我只是不讨厌他而已。”她静静地把豆浆倒满两只杯子，“最近我的品位变了，突然喜欢上学历高的男人。他很单纯，我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他就跟你一样，从来都没有从学校里出来。在国内的时候就是读书，去美国还是读书，读完书就留在学校的研究室——活了30年，念了二十多年的书。热带植物博士——”郑东霓笑了，“这世界上真的是什么人都有呀。”

    现在只剩下两种可能：第一，我的堂姐长得很像热带植物；第二，那个男人在美国小城里憋疯了，偶然看见了一个精明利落的城里女人，丝毫不能让他联想起原始的热带植物，于是决定非她不娶。

    “郑东霓，”我叹了口气，“跟你说，我也有同学出去留学或者陪读。辛苦得很，尤其是美国的那些小城市，一到节假日，大街上静得像坟场。你不是耐得住那种寂寞的人。他没有多少奖学金，粗活累活都是你的——我不是指洗衣服做饭，还包括搬个梯子刷公寓的天花板。去超市买十几公斤的东西回家，要么开车，要么像骆驼一样自己搬回来，你以为你还能像在家里那样挥手打辆的？做梦。”

    “你是说我吃不了苦？”她深深地凝视着我。

    “我是说没有必要。”

    “别小看我，郑西决。”她把头发全部握在掌心里，有点恶狠狠地扔到脑后去，“我又不是没出过远门。在新加坡唱歌的那几年，我有时候一晚上跑三个场子，白天还有别的工要打，和四个女孩子租一个房间，什么脸色都看过。你真的以为你姐姐回来开店的本钱是靠什么有钱的男人？我倒想，可是到哪去找那么傻的有钱人？你说对不对？”

    我突然发现我根本没有和她对话的资格。郑南音是对的，我只不过才做了一年的老师而已，我就以为自己天生适合规劝别人。我凭什么来说三道四呢？我甚至像所有无关痛痒的闲人一样，暗暗揣测过她的钱来自某个，或者某些男人。

    郑东霓是在18岁那年去新加坡的。她才大一，连第一个学期都没有读完。她在大学所在的南方城市里认识了她的第一个男人，一个新加坡的酒吧经理，于是就下了南洋——多古老的说法。四年以后她回来了，在北京安顿了下来，当她的大学同学苦苦地从一个招聘会奔赴另一个招聘会的时候，她成了服装店的老板娘。

    没错，我们的姐姐跟着她才认识几天的男人去做天涯歌女的时候，跟郑南音一样大。我奶奶早就精炼地总结过了，人是有命的。

    “郑西决，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你，”她托着腮，无限神往。我知道她不是在跟我说话，她只不过是在回忆而已，“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回，有个客人一出手就给了1000美金的小费。要我给他们一桌人唱一个晚上。1000美金当然多，在新加坡也没有几个人能在一晚上赚到这么多。可是，当1000美金是塞在你的胸罩里面的时候，你才能真的明白，不全是钱的问题，这世上，真的有等级这回事。”

    她早就给我讲过的，但是她忘记了。

    “你想一雪前耻，所以想嫁给——学富五车的‘热带植物’？”

    “当然不是。”她大笑着过来揉我的头发，“我想赚钱呀。我现在的店生意再好也只是衣食无忧而已。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出去看看，看看我还能不能赚到更多的钱。”

    “你现在赚的不够多吗？似乎比我多很多。”

    “都跟你比，社会还用不用进步？”她冲我翻白眼，“胸无大志。”

    “我是胸无大志。”我自在地伸了个懒腰，“我只想平平安安地待在龙城，教一辈子书，然后照顾三叔三婶，小叔，当然还有你爸你妈。等你和郑南音都远走他乡，并且婚姻不幸的时候，帮你们支撑好这个大本营，好让你们随时回来养精蓄锐，再战江湖。”

    “贱嘴。”她的眼神明显有些意外，“我没想到，原来你也有志向，是继续做这个家里的‘三叔’。”

    “没错，就这么简单。要是我真的能做得像三叔一样好，是我的荣幸。”

    “为什么？”她问我。

    “郑东霓，”我说，“你不是孤儿，你永远不会明白。”

    “我和孤儿有什么区别？”她仓促地一笑。

    郑东霓的婚事，就这么成了定局。——我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准确点说，在全家人反对无效只好对她表示祝福的时候，她才宣布她和热带植物在法律上已经是夫妻。她这次回家来只不过是来办签证需要的手续而已。大家恍然大悟，更加无话可说，只好团结一致地帮她准备所有申请签证的文件，以及行装。也不是全家人吧，不包括她自己的父母。小叔的点评最为幽默，当他听说了郑东霓老公的专业的时候，愣了一下，随即说：“好。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热带植物，也是好的。”郑南音在一旁笑得差点断气。

    三叔只是对她说：“一切当心。别勉强自己，不习惯就回来。”我记得三叔在郑东霓执意要休学去新加坡的时候，也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郑东霓在这个家里地位有点微妙，因为没有人把她完全当成孩子来镇压，她又不可能和长辈平起平坐。所以，有些时候，三叔跟她说话的语气异常尴尬，常常是连称呼都省了。这一切的源头怕是要追溯到很多年前吧，很多年前的郑东霓是个让大人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她的孩子。比如说，那个下午，那个我和郑南音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下午。

    那时候，我九岁，郑南音还不到四岁。那明明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三叔带着我们俩去大伯家，说是要拿什么东西。

    可是走在楼道里的时候我们就听见门里面有隐约的争吵声。三叔见怪不怪，还是敲了门。大伯来给我们开门，没有表情地扫了我们一眼，除了头发有点乱，看不出争斗的痕迹。他知道我们什么都听见了，我也知道他知道我们听见了。他毫不在意，对大妈说：“去倒茶。”大妈斜靠在沙发上，恶狠狠地看着他。那时候大妈还年轻，她是个好看的女人。他们总是这样，争斗的时候，旁若无人。大妈突然间微笑了，嘴里耳语一般地重复了一遍：“倒茶？”然后妖娆地站起身：“好，倒茶。”说时迟那时快，大妈举起暖瓶狠狠地砸在地上，“砰”地一声巨响，简直是董存瑞的炸药包。她一边微笑一边大喊，脸上的表情因此变得扭曲之至：“我他妈恨不能乱刀砍死你，你叫我倒茶？你叫我倒茶？我操你妈！”三叔扑上去拦住了大妈，就在这个时候，大伯不紧不慢地把地上的暖瓶捡起来，不紧不慢地把瓶塞打开，最后，把里面的东西就这么倾倒在地板上。热水，还有破碎的壶胆。像是一面镜子的碎片，清脆地坠落下来，一片炫目的银白色琳琳琅琅地铺满陈旧的地板，热水的白气开始缓慢蒸腾，让这屋子顿时鬼魅横生。

    然后，大伯就像魔术师那样，伸手往地下那么一抓，一把银色的壶胆碎片就像一尾银鱼那样被他牢牢抓在手心里。烫不烫，谁知道，反正他脸上的表情几乎是怡然自得。他轻而易举地就从三叔手里把大妈抢过来，驾轻就熟，然后，把那捧银色的碎片塞到她正在喊叫的嘴巴里。他几乎是兴奋地：“咽下去，我叫你咽下去。臭婊子我倒要看看是谁整死谁——”大妈闷在嗓子里的挣扎声变得沉闷而嘶哑，但是依然拼了死命地挣扎。

    我说过了，他们俩在折磨对方这件事情上，天赋异禀。

    郑南音“哇”地哭了。像只吓破了胆的小兔子那样瑟缩在我的身后，我紧紧地抓起她颤抖的小手，可是没有人知道我也胆战心惊。我低下头才发现，一股细细的水流顺着郑南音粉嘟嘟的小腿流下来，弄湿了她粉红色的小裙子。于是她哭得更加可怜——她不到四岁，可她比某些成年人懂得羞耻。

    三叔放开了大妈跟大伯，飞奔了过来，把郑南音一把抱起来。时隔多年，我都没有忘记三叔的眼睛扫过他们俩时，脸上那种彻头彻尾的嫌恶。三叔拍着郑南音小小的脊背，几乎是慌乱地说：“南南，乖乖，不怕，不怕。”然后三叔腾出一只手，捏了一下我的肩膀，对我说：“咱们走。咱们现在就走。不管了，谁想死就让谁去死。”他的语气前所未有的激动，几乎是推搡着我到了门口。就在这个时候，郑东霓打开她小屋的门，走了出来。

    她那时候才十二岁，可是已经有了种说不出的端庄。她高傲地仰着脸，踩着一地晶莹的碎片，站在她的父母面前，一言不发。我不会忘记她那时候的眼神，若无其事，冷若冰霜，就好像眼前那对厮打嚎叫着的男女是样没有生命的东西，比方说，一个指示牌，一个路标。我的大伯大妈却顿时安静了。大伯气喘吁吁地，颓然松开了他手上的女人。大妈一边哭，一边把嘴里的碎片吐出来。有一抹刺眼的血迹挂在她的嘴角，是战败了的，肮脏难看的旌旗。

    接着，郑东霓慢慢地走向了我们。那个时候三叔已经站在了门外，一只手抱着郑南音，一只手拖着倒霉的，还有一只脚在门里面的我。郑东霓使劲地推了我一把，把我踉跄地推到了门外面。然后紧紧地握着门把手，深深地看了三叔一眼。

    我清楚，她听见了三叔那句充满了愤怒甚至是蔑视的“谁想死就让谁去死”。

    郑东霓也清楚，三叔知道她听见了。

    三叔放开了我，抓住了她的胳膊，三叔几乎是迟疑地说：“东霓，跟三叔走，三叔带你们去看电影。”

    郑东霓只是专注地看着他，摇头。固执地后退着，想要挣脱三叔的手，尽管那不大可能。

    她的眼睛是漆黑的。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她的瞳仁似乎是要比一般人大上几号。别人的眼睛里面只不过是两个小小的黑点，她不一样。她的目光深处有两个凌晨一点的夜晚。万籁俱寂，没有任何声息。

    三叔继续抓着她的手臂，她继续挣脱。而我，就在旁观着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的僵持的那短短几秒钟之间，看懂了很多直到我长大成人之后都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东西。

    比如难以启齿的歉意，比如无地自容的倔强，比如无法化解却可以忍让的温柔，比如一起经历过羞耻和仇恨之后的才会出现的，脆弱的，朝露一般的同盟。

    最终，是三叔先放弃了，三叔放下了他的大手，长叹一声：“东霓，你这个孩子。”郑东霓没有表情，她只是说：“三叔，你们走吧。别管我们家的事情了。小兔子的裙子湿了，赶紧给她换，不然会感冒的。”

    印象中，从那一天起，在这个家里，郑东霓不再是个孩子。似乎没有人像大人训斥孩子那样训斥过她，哪怕是在她闯祸的时候。

    如今，在我静静地回忆童年往事的时候，许多的画面纷至沓来，清晰得一如清晨就要醒来时候的梦境。然后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管郑南音叫小兔或者小兔子了，原来郑南音的ID是我们大家的集体创作。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起这么无关紧要的事情来。不过有时候，回忆就是这样的，一点逻辑也不讲。

    在那之后的很多年，我，郑东霓，还有郑南音，我们三个人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我们心照不宣，就像是这件事情从未曾存在过。我还以为，郑南音应该早已忘记了，她那个时候毕竟只有三岁零五个月。可是有一天，那是郑南音初中毕业那年的暑假，我们俩待在家里的时候，听见楼上不小心把什么东西从阳台上弄掉了，摔在楼底下的水泥地上，一声沉闷的巨响。郑南音顿时跳了起来，藏在我的身后，她清澈地，但是慌乱地看着我，她说：“哥哥，他们把热水瓶的壶胆弄碎了吗？”

    于是我就知道，她没忘，一天也没有。

    仇恨，是种类似于某些中药材的东西，性寒，微苦，沉淀在人体中，散发着植物的清香，可是天长日久，却总是能催生一场又一场血肉横飞的爆炸。核武器，手榴弹，炸药包，当然还有被用来当作武器的暖水瓶，都是由仇恨赠送的礼品盒，打开它们，轰隆一声，火花四溅，浓烟滚滚，生命以一种迅捷的方式分崩离析。别忘了，那是个仪式，仇恨祝愿你们每个带着恨意生存的人，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