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纯粹是一次偶然。这观点现在已经被大多数的人们认可了。相对而言，人生却要复杂些，起码来说要麻烦些。倘偶然的生命摊上了必然的时代，人生的历程有时就麻烦得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直至死掉，才算终获解脱。正所谓不速而来，不速而去。仿佛争先恐后前往参加最后的一次重大庆典；仿佛那是名额有限且体现身份的活动，尽管人人手中都预发了一张入场券，但去晚了入场券就作废了因而太可惜了似的。
近五年，平均下来，每年都要参加几个人的追悼会，我心戚戚。今年又送走了两位忘年交，其中一位便是柳先生，我一向尊称他“柳老师”。
柳老师享年七十有三。生前体格硬朗，坚持晨练。熟悉他的人，皆认为他可以活到八十三。努努力，活到九十三以后，似乎也是大有可能之事，因为他是那么健壮啊!
他逝世前不久我还见到过他，在一次出版社举行的新书研讨会上。很平庸的一部小说，到会的都是因名而寂寞之人，与同样平庸又同样偏得浮名的我——为平庸充当炒作之帮闲，说些逢场作戏虚与委蛇的平庸的话。有人连书也不曾翻看一下，却一张口便俨然是在发表权威性的评论。会后备了自助餐，七十三岁的柳老师，仍有一口坚固锐利的、基本上属于原件的好牙；并有一副吸收功能消化功能都极佳的好肠胃。那日他吃得津津有味，大快朵颐。喝起啤酒来如同严重缺氧之人贪婪吸氧，三杯四杯下肚，竟脸也不曾微红一阵。他豪饮。正值暑季，考虑到大多数人胃肠的适应性，没提供冰镇啤酒，提供了一盘子冰块。别人只不过往杯中放一二冰块，他不，他专为自己夹了一小盘冰块。他喝一口啤酒，便放一块冰入口。接着，嚼得嘎嘣嘎嘣响。周围众人看着他一个个目瞪口呆，无不显出羡煞乃至于嫉妒的样子。
而他，咽了以后，连说：“这样才痛快!这样才痛快!”
分明的，也有那么点儿炫耀好牙口和好胃口的意思，满脸的洋洋自得。
于是，众人都对他的好牙口好胃口肃然起敬。
而他亦庄亦谐地说：“感谢从前对我的改造，受益匪浅，受益匪浅……”
每当有人因他的好牙口好胃口而对他刮目相看，他总那么说。说得虔而又诚。他曾是“右派分子”，在某边陲农场改造了二十余年。似乎，他认为，他的好牙口好胃口，以及全方位的健康硬朗，乃是长期被改造的好处，因而自己实际上是“反右”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惟恐别人怀疑他的虔诚，又总是要在感激的话语之后补充两个字——“真的!”
想想吧，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举杯豪饮，接着嘎嘣嘎嘣地大嚼冰块，那是一副多么雄壮的情形?
然而半个月后，我竟亲笔为他写讣告和悼词。读者不难想像，听说他死了，熟悉他的人们多么惊讶。其中自然包括我。
他不是死于飞来横祸。
也不是死于什么长期潜伏于他身体内的噬命病毒。
而是——死于一次会议。
确切地说，是死于一次发言。一次他自己的发言。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发言。
当我从别人的口中，片片断断地获得了他的死因以后，我就不再像起初那等惊讶了。自古人生谁无死呢?对于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怎么死还不是一样的呢?我甚至觉得，死于自己的一次发言，反而是比死于横祸死于恶症来得幸运的事。不是吗?死于横祸，难免地将死得皮破肉绽，断肢溅血。死于恶症，又每将死亡这一件事拖得旷日持久。直至自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不算，也势必拖累得亲人子女身心交瘁，最终暗祈自己早点咽气，求全体的解脱。以上两种死法，第一种不正常，而且每有责任官司留给亲人子女。第二种太被动，迫人接受惟一的现实，而且每有失于人之作为人的起码尊严。相比较而言，死于自己一生的最后一次发言，毕竟的，总还算死得干净。似乎，更适合于一位知识分子的死法。尽管，那一次发言使他又招致了无尽的烦恼与愤懑，并使他的头脑大面积溢血。但那点子血，却终究没出在头皮外，只溢在脑壳里。既不曾使自己恐慌，也不曾吓着别人。
因为我是他的忘年交，对他一生的大致情况，是有所了解的。正因为有所了解，对于他的死，我渐渐地由惊讶而认为命中注定了。既然他的一生都受发言这种事儿的摆布，死于最后一次发言，不仅符合“中国特色”这一大概念，而且也算是死得一贯了吧?虽然并不一定其所。
柳老师祖籍山东，生于北方，求学于南方。一九五二年大学毕业，专业是社会学。学生时代的他确信社会学是国家的眼，能替国家见所未见，进而想所未想，于是著书立说，畅言治国理念，实现服务于国的抱负。
由于有如此单纯的人生打算，所以他基本上是当时的一名“安分”学生。也就是说，既不曾与大学校园里的地下中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组织主动接近过，也不曾被大学校园里的“三青团”之类所物色所拉拢。因为他太安分了，太“以学为主”了，故在大学校园里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团员们看来，是一名缺乏政治热忱、思想近于迂腐的学生。成功地发展他是不太容易的。向他暴露政治身份是根本不值得的。而“三青团”之类，基于对他的同样的看法，也是那么的不屑于待见他。其实，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他并非一名完全没有立场的青年。只不过他的立场形成于内心里，不知该以怎样的方式向谁们去表达才妥。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他不但是一名太安分的学生，而且还显得那么离群索居，独往独来。然而，蒋介石政府的腐朽没落朝不保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下黔驴技穷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的局面，毕竟也昭昭地看在他眼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捷报频传，毕竟也一次次地在他年轻的心里掀起过大的激动。那是正知识化着的青年，对于呈现在自己苦难国家之上空的希望曙光所怀的真切的喜悦。然而这青年一如既往地离群索居；一如既往地独往独来；一如既往地内向；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一如既往地埋头研读中外社会学著述；一如既往地既不被校园里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团员们所理解，也不被国民党的“三青团”之类所相中。他那种不动声色的激动和喜悦，也只不过化作夜深人静之时，日记里的一行行小诗而已……
他相信社会学家能充当国家的眼睛，相信社会学可以影响政府治国理念的信条，却丝毫也未改变过。国民党的政府不行了，共产党的政府不是即将诞生了吗?只要一个国家有政府在，不论那政府好坏，社会学总是会对它有用的啊。它坏，社会学可能使它变得好一点儿。它好，社会学则肯定会使它更好。社会学对它有用，不是也便等于对人民有用了吗?他确信未来的政府是好政府。
是的，这就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
是的，这青年对他所选择了并宁愿为之奉献一生的社会学，如一切痴迷的艺术家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一样，丝毫也不怀疑其意义。
他就在如此这般的心态中，迎来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中国历史大事件。于是中国共产党紧接着成了中国的主人。自然的，也同时成了他那一所大学的主人。一夜之间，那一所大学的精神面貌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最盛大的狂欢是由它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共地下的团员、党员及其各级组织于是全面地彻底地公开。激动和喜悦汇成巨大的兴奋，联欢活动庆祝活动在校园里此起彼伏，一场高潮紧接着一场高潮。往日埋头研读社会学的大学二年级的学子，惊讶万分地发现，某些似乎从不过问政治的先生们，却原来是中共地下党组织身份很高的领导者。某些昨天似乎和自己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安分同窗，却原来是中共优秀的地下党团员。而他们为了迎接解放全中国这一大事件，长期在地下所从事的卓越的革命活动，一旦成为公开的谈资，令他敬佩不已。同时，也使他惭愧不已。
在一次畅谈解放心情和感想的座谈会上，年轻的柳作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发言。会议是由从前的地下党团员发起并主持的。争相发言的却几乎全都是从前疏远政治的师生们。前者中很少有人发言。他们只不过倾听或者记录。因为他们已不必通过发言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因为这一点已在他们的地下斗争中被证明过了并被考验过了。那更是给予后者的一次公开的表态机会。后者意识到了。后者的发言十分踊跃。他们没有为中国的新时代的到来作过什么贡献，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所以他们都努力通过一次发言的机会，表明自己的心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开始，便暗恋一般痴情地倾向于中国共产党了。而这是一件除了饱含满眶的泪水，除了颤抖的嘴唇，除了滚烫的话语和富有感情色彩的口号，毕竟还需另外的一些，哪怕一点点实证的事情。于是他们中的每一位，几乎都当场“提供”了实证。虽然没有任何人要求或暗示他们应该那样，但他们自己对自己有那样的要求，自己对自己产生那样的心理暗示。他们中有人出示了一块红布，说是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就早已预备下了的，为的是在解放军入城那一天及时地做成一面欢迎的红旗擎出去。殊料解放军会在夜间入城呢?有人翻开自己的日记大声宣读，说那一段段比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比共产党人还共产党人的话语，是自己在最忧患国家命运的日子里写下的。说自己那时多么多么的渴望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可是校园里的地下党团员们脑门上并不贴着告示，一日十次迎面走过也不知道啊。于是使倾听的人们咀嚼出失之交臂的大憾意味。也有人激昂地朗诵自己写在日记里的红色诗句。那样的诗句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经被查实是谁写的，轻则入监坐牢，重则掉脑袋。中共的地下党团员们以前反而是绝不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那样的诗句的，因为那是被党的地下工作的严明纪律所禁止的。而后者们信誓旦旦地声称，之所以敢在日记里写下那样的诗句，是作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思想准备的……
公正地说，大多数发言者的发言都是源于真诚情怀的。但也确有人的发言，是基于审时度势的思量。用现今的说法，不无作秀的成分。他们日记里的话语和红色诗句，究竟是否真的写于白色恐怖的日子，是颇值得怀疑的。也许只不过是在发言的前一天偷偷插写在日记的空页空行间的。
在“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的历史大转折的“拐点时期”，形形色色之人的形形色色之心态，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那么顺理成章，那么可以理解。甚至，多少有些使人悲悯。因为，分明的，尤其那些作秀者的作秀，不无惴惴不安的自我保护的成分。他们从前对政治太淡漠了，对中国的革命太不关心了，而“解放”这一令全世界瞩目的大事件，使他们在历史大转折的“拐点时期”空前地失重起来。他们急功近利地企图仅仅通过几次表态，便确定自己和新政权的亲爱关系……
柳是最后一个发言者。
当主持会议的人问：“还有哪位发言?”
那时，只有柳一人没发言了。主持人不过随便问一句。像一切主持人照例要问那么一句一样。然而在柳听来，仿佛是冲着自己问的。尽管主持人的目光没望着他。实际上主持人直至那时并未注意到他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即使他不发言，主持人也将会以为全都发过言了……
然而柳犹犹豫豫地站了起来。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像所有发过言的人一样，柳原本也是有备而至的。也是很需要一次机会，公开表明自己对新政权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态度的。而且，他那一种态度，确切地说他那一种立场是发自内心的。听了一位位发言者的发言，他却不想发言了。因为在听的过程中，他头脑中形成了另外一种想法。而听了主持人的话，他又觉得不发言不妥，也不好。连给机会公开表达态度和立场若都不表达，那自己究竟干什么来了呢?那不是比根本不参加会还显得态度暧昧了吗?
主持人看出了他内心有犹豫，鼓励道：“到会的都是共产党的朋友，新政权的支持者。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新政权日后还须仰仗诸君的种种协助。别有什么顾虑，还是和大家交流交流改天换地的感想吧!”
于是柳不再犹豫。
他以他特有的，慢条斯理的语调说，他也是带来了一个日记本的，日记本上也是写下了几首盼望解放军的全国胜利，诅咒蒋家王朝加速灭亡的诗句的，也是打算当众朗诵一番的……
“但是……”
他举起了他手中的日记本，缓缓撕为两部分。
那一时刻，一切的人是怎样的惊愕可想而知。
气氛一时变得极为凝重。甚至，顿时变得有些紧张起来。在场的中共党员们的表情，刹那皆呈现出势不可免的大论战之前的严峻。
他接着说，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改良救国”主义者。改良之对象，自然是国民党的政府。自己所以为的改良之策，自然是社会学。由此，足见自己从前政治上的幼稚和浅薄。而新中国诞生了这一事实教育了他，使他终于开始明白——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暴力的革命，才能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才能救中国。从此时此刻起，他将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心悦诚服的、矢志不渝的追随者……
他说，中国共产党为了它的事业的成功，牺牲了千千万万的优秀者。他们面对屠刀和枪口所表现出的高贵气节，确乎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是诗性的。而自己，白天明智地回避开校园里的白色恐怖罗网，极其个人主义地埋头读书，以图自己日后的成名成家；只不过夜晚回到了宿舍里，插上门，拉上窗帘，才在日记里写下几行红色的诗句，而且还觉得将日记藏在什么地方都不够安全……既然如此，这样的诗句，无论今天看来多么红色，多么革命，读了又有什么意思呢?又能有几分感人可言呢?所以他改变了想法，决定不读了，决定把日记当众撕了……
他说，一想到那些为新中国之诞生抛头颅洒鲜血的革命青年，中国共产党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志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全体人民的大喜悦中，自己的崇敬尤其难以表达，自己的惭愧尤其难以形容……
“我想，同是中国青年，我其实是一个最该羞于谈‘革命’二字的人。我对‘革命’这一件血流成河前仆后继的大事情，什么都没有做过。中国北方的父老乡亲，也还心甘情愿地将最后一位亲人送上了前线，将最后一把小米双手捧送给了前线，而我呢?我其实是连与人民分享全国解放之喜悦也是不配的啊!……”
于是他缓缓转身，毕恭毕敬地面向墙上的马恩列斯毛的画像，连鞠三躬。
他的发言，首先赢得了党团员们极其热烈的掌声。
主持会议的人，情不自禁地离开坐位，大步跨到他跟前，紧紧拥抱住他说：“哎呀，哎呀……”
主持会议的人竟一时寻找不到适当的词汇来评价他的发言——他这个最后发言的人，发言得实在太好了。
主持会议的人满眶感动的泪水。
他自己也满眶泪水。
那是百分百真诚的泪水。
然而此后，不少同学和老师开始疏远柳了。也许，在他们的心底里，还不同程度地对柳产生了鄙夷。他们都是带着日记本参加过那次座谈会，并宣读过日记里的红色话语或朗诵过日记里的红色小诗的人。
如果柳不当众撕毁他的日记就好了。
如果柳的发言，与他们的发言具有一致性就好了。
但是柳却当众撕毁了他的日记。这一种做法使他与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别人觉得他的做法，是对别人的存心的羞辱，目的在于要将自己包装得比别人更真诚。
但是柳却作了与别人极为不一致的发言。并且，用今天的说法是——作了最煽情的发言，于是对比得别人的发言一概地太缺乏反省了，因而似乎越激动越显得夸张了。
在别人看来，柳的发言是顶做作的，顶表演的，所以是顶虚伪的。
真诚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是最经常地被误解进而曲解的东西。早在西方人从人类的意识活动中发现了“潜意识”现象以前一千多年，中国的中就有“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话了。而后《三国志》中更有“知人善察，难眩以伪”的名言。在古远的中国文化的教诲之下，中国人“度”他人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简直可以说是构成为中国人的人种基因的特殊元素了。
柳对于别人已在怎样地“度”他却浑然不知，不觉。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不太具有“度”人之习惯和经验的人。何况，那些视他的发言为做作、表演，视他为虚伪之人的人，皆以虚伪的假面在以后的校园生活里与他厮熟着，将“度”他之心包裹得严严密密的。
柳又一头扎回到他社会学的天地了。在他想来，既然腐朽败坏的政府已由一个崭新良好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他所执著于的社会学，不是更其有用了吗?
半个世纪以后的一天，当柳老师向我讲起年轻时那人生的第一次发言，连我听了也不由得像别人一样“度”他，忍不住这么问：“您当时的发言有没有表演甚而博宠的成分在内呢?”
他被问得一怔。
我随即说：“我指的是您潜意识里。”
他摇头道：“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那一年我才二十几岁，正是男青年喜欢出风头的年龄。喜欢出风头嘛，免不了就要趁机当众表演一番。按现今的说法，如果我确实是在表演，该叫表演什么?”
我说：“表演真诚。”
他沉默片刻，苦笑道：“可我当时是真诚的。真诚就是真诚，我有什么必要表演它呢?”
我说：“潜意识不能用有必要没有必要来解释。潜意识可以在人对自己不明不白的情况之下将人支配到不由自主的程度。”
他定定地注视了我一阵，愠然道：“滚他妈的潜意识!如果看人专往潜意识层去分析，那么这世界上还有几人配襟怀坦白地活着?不管当时别人怎么看我，反正我认为我的发言是肺腑透明襟怀坦白的!”
见他认真起来，我就只有笑……
尽管，当年他的发言，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度”，但毕竟也引起了另外一些人对他的好感。那另外的一些人，便是代表新政权接管了那一所大学的人们。
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他是真诚的。而且认为他是他们格外需要的一个人。
于是他们专门开会研究他。
会上有人提供了关于他的最新情况，说他近来曾向一位党员老师流露出渴望入党的想法。
经过研究，一致认为还是不发展他入党的好。一致认为他以后的身份应该是民主党派成员。一名在新中国成立前原本对革命很淡薄的学生，正是这样一名学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崇敬得五体投地——新政权在大学里迫切需要这样的典型。树立起一个这样的典型，对于影响别人，对于新政权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占领大学之上层建筑阵地，意义非同小可。如果他竟入了党，作用反而削减了。而他并没有被发展为党员，反而加入了民主党派，典型的作用才大，才长远。
于是他成了民主党派的一分子。
于是他以后的人生轨迹，开始纳入别人对他的预先设计。
当然，这是他所不知的。
我曾问过他当年怎么没有加入共产党，却加入了民主党派?
他说，他起初也不是十分情愿的。共产党已经成了执政党，发自内心地崇敬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有几个不想加入共产党呢?可是找他谈话的民主党派的人士说，其实也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动员他的。说大学里的民主党派的组织很薄弱，党希望大学里有一定比例的民主党派人士。说一个人加入了民主党派，日后还可以跨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嘛……
于是他满怀着遵命的虔诚，成了大学里最年轻的一名民主党派人士。
于是，他以后经常被通知，有时是被要求，被指示参加各种名目的会议。社会主义国家会多，新中国建立之初尤其如此。
设计他的人生的人们，目的也是在于锻炼他，培养他。当然，完全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塑造他。他们之良苦用心，也是源于一种忠诚。对新政权这一千秋百代的大事业的忠诚。
他是他们的工作重点。
正如他们忠诚地认为，自己是新政权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于是渐渐地，他离他的社会学远了，与政治贴得很近很近了。有时他也难免因而产生苦恼。那不是一种纯粹的苦恼，是一种搀杂了被重视甚而被宠爱的良好感觉的苦恼。但负责培养他的人们开导他——所谓社会学嘛，在马克思主义那儿，其实就是对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任何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方面的经验都比他多得多。莫如暂且让更有经验的人去做，肯定会比他做得好。他目前的作用，就是以他那种独特的、真诚无比的发言方式，通过开会教育别人，影响别人，提高别人的政治觉悟，鼓动起别人的种种政治参与热忱。至于他的社会学，来日方长啊!
于是他那种原本并不纯粹的苦恼烟消云散了。
渐渐地，他似乎成了一位明星。一位以擅长于发言，著称于本校也著称于许多别的大学的发言明星。
渐渐地，他的发言中有了明显的做作和——表演。
他有使命感。他认为他的每次发言都是一次使命的完成。因而是意义重大的。因而需要完成得好。因而，加入了表演的成分也无可厚非。
他不再研读社会学了。他的兴趣转移到了一切关于演讲方面的书里去。中外名人的演讲集是他的枕旁读物。马雅可夫斯基成了他最喜爱的诗人。他能将诗人那种鼓点式的、气概压人的、掷地有声琅琅上口的诗句，与他的每一次发言结合得天衣无缝，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培养他的人们对他的发言——不，演讲风格的变化，分明是认可的。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指出过他那样有何不妥。恰恰相反，他们以勉励的口吻夸奖他，说他的演讲越来越富有感染力了。是的，他的发言，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人的发言了，而是一次次地道的演讲了。时代那么需要他的演讲。他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渐渐地对他的时代角色胜任愉快。而且，乐此不疲；而且，备觉荣耀。
他一年到头所参加的会议之多，连当年以开会为己任的干部们都望尘莫及了。
某一次会议，尤其是与青年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相关的会议，倘居然没有将他邀请到，简直就是会议组织者们的天大遗憾了。
他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上。他在什么会上的言论、那些预先字斟句酌过的言论，竟开始被积极要求政治进步的别的青年们所传抄并在自己的发言中引用了，像引用名人的名言一样。
连那些曾经“度”他的人们，也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由一次与众不同的发言而受重视，进而由无数次“柳氏风格”的发言而成红人，而成名人，而前程似锦了。
于是他们也只有以名人看待他。起码表面奉以敬意。曾“度”他的人们对他的态度的转变，特别符合这么一种普遍的规律——当一个人默默无闻之时，别人忽视他；当一个人开始显示他的与众不同并由此似乎交了好运时，别人暗憎他。哪怕他捧出的是真诚，在别人看来也是虚伪的表演；而当一个人真的被红烟紫气烘托着成了个什么人物，哪怕他明明是在表演了，别人却反而收敛了反感，对他以礼相待了。
两年后，柳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同时，被格外器重地留校了，并被委任为大学宣传部的副部长。对于一位二十几岁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那在当时已是足令同代人仰视之职了。
“当年我简直受宠若惊啊。我做梦也没敢往仕途上走呀!”
逝世前的柳老师，每与我谈起当年事，那表情，那语调，仍如南柯一梦初醒，仿佛懵懂不知世上今昔何年，感慨万千。然他毕竟是一个有着可爱的率真心性的人，故总是附带着颇不留情地解剖自己，承认自己当年确乎地飘飘然过……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标准衡量，公正地讲，柳是当年大学里很称职的一位宣传干部。倘再从统战的角度来评价，那么他又实在可以说是一个身在党外，比身在党内还讲党性原则，对党还要忠诚的人。党统战了他，他开始替党统战别人；党替他设计他的人生，他开始替别人设计别人之人生。党对他的统战和设计动机及愿望是良好的。他为党统战别人，替别人设计别人之人生的动机及愿望，也是良好的。党使他渐渐明白并乐于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只要我努力做党的工具，党将负责安排和料理我的一生。将比我自己对自己之人生的安排和料理还可靠，还周到，还少曲折还天天向上。而他也非常艺术性地使别人渐渐明白并乐于接受这样一种理念……
他风华正茂。他朝气蓬勃。他具有火一样的工作热情，鼓风机一样的煽动力，以及一言一行影响一大片的权威。
我曾见过他当年所获的奖状和表彰证书。比我至今所获的文学创作奖少不到哪儿去。
我问他为什么保存着?
他想了想，竟这么回答我：“人总得为自己保存点儿什么。当年我除了这些东西，再就没有任何值得保存的东西了。”
他的话使我怔异。
而他自己若有所思，亦怅然若失。
我问他怎么保存下来的?
他说摊开了，一份份塞在褥套里。为了不至重叠，每一份都细心地用胶布固定着位置。为了使自己的褥子和别人的褥子看去一样，不显得不正常，并用粗线拦出了行距，可以展卷自如……
他还说，“我这个人，一生快过完了，连点儿值得保存的爱情念物都没有。”
此话使我替他怆然。
是的，他当然是个连点儿值得保存的爱情念物都没有的人。因为他将自己的爱情也一揽子交付给栽培他的人们去负责了。他们也确乎地对他很负责。一位爱上他也被他爱上的姑娘，因出身不好，由栽培他的人们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做他妻子的资格。这使那姑娘的心碎成了几瓣，带着伤口远走高飞，发誓永远不再回到那一座城市。他和另一位姑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性的关系，他爱她胜过爱第一位姑娘。然而那姑娘不但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而且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不仅一日三餐做祈祷，还动辄在胸前划十字，念念有词曰：“主啊……”
“她真的很美。脸上有一种圣洁的、天使般的祥静之美，在她面前我常觉得神魂颠倒。”
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在对我回忆他的人生的时候。我不但是他的忘年交，也是他忠实的倾听者。
我问那为什么他们没成?
他说他因而受到了一次较严厉的批评。批评者批评他忘记了自己不是一般的一个人，而是新政权树立的一个政治上绝对正面的典型人物。像他这样一个人物，怎么可以和一个女天主教徒结成夫妻呢?
他说正因为那姑娘是天主教徒，所以才能最大限度地体恤他的难处。她堕了一次胎后，也悄无声息地从他的生活半径内逸去了，像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他说后来塑造他为典型并进一步“监护”他人生的人们，撮合他与另一所大学的一位女宣传部长进行恋爱。他开始想不通，因为对方也是资本家的女儿。但是他被严肃告知，对方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早已是党员了。有一位党员妻子，于他是最适宜的。其实他不甚情愿的主要之点，乃因对方不如他自己对上象的前两位姑娘漂亮。而且，对方动辄从政治上提醒他教诲他的恋爱方式，也使他觉得恋爱这件浪漫的缠绵的事，在他们之间索然无味得难以忍受。于是两人的关系一直时断时续暧暧昧昧地拖着，一拖竟拖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年他已三十岁了……
“反右”运动中，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多次揭批大会，揪出了数名“右派分子”。然而上级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怎么满意，认为应该揪出的“右派分子”远不止数名，要求他发挥他卓越的鼓动性，进一步“引蛇出洞”。他领会，那也就是指示他亲自做带头羊煽风点火了。
那一夜他失眠了。
他曾对我说：“当年我不是没有看到共产党的错误和问题，比如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盛行。我自己也每每深受其害。可是我想，一个毫无执政经验的政党，顶着各方面形成的反动势力的压力，领导建立一个新中国是容易的吗?所以在我看来，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一个也不冤枉!当然都是以给党提意见为幌子，趁机对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我问那么他是如何给党提意见的?
他说，他当然是很严肃很激烈地提了。“引蛇出洞”嘛。又说，但也不能提那种直指疼处的意见啊!那不成了使杀手锏了吗?那不和真的“右派言论”同一种性质了吗?说所以才需要认真思考，反复掂量，所以才失眠啊。
我问他当年是否觉得受栽培反而活得很不轻松?
他说那倒不。他说当年受栽培的感觉那还是好极了的。知识分子是“一撮毛”嘛。总之要附着在一张皮上的呀!当年，在中国，一名年轻的知识分子，倘能紧紧地附着在执政党这张皮上，无论是在自己想来还是在别人看来，都等于人生价值有了最大的体现呀!他说当年对于他，每一天都是无比充实的。从来也没有过所谓内心空虚的时候。更不去思索“人生的要义究竟在哪里”之类无聊透顶的问题。
我说，那问题并不无聊透顶。
他坚持认为，那问题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无聊透顶。坚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即使在今天，也还是“一撮毛”，也还是要附着在一张皮上。只不过可供选择的“皮”多了几张罢了。他说任何人，从伟人到庶民到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不可能不是“一撮毛”，不可能不附着在一张什么皮上。这是一个不分国界的铁规。比如克林顿附着在美国政治的皮上；比尔·盖茨附着在美国科技同时兼附在美国经济的皮上。
我们虽是忘年交，然而毕竟有代沟存在着。话不投机，我每首先沉默，或扭转话题。
那一天我却未免过于认真，以近乎抬杠的口吻说：“也许知识分子很难彻底摆脱是一撮毛的命运，但有无不想是一撮毛的自觉意愿，那是很不一样的。”
他却反问：“你是不是一撮毛?”
我一愣。
他又问：“你敢说你不是一撮毛?你恰恰是最典型的一撮毛，附着在这个国家近五十年未变的一种体制上，又领工资，又得稿费。明明是既得利益者，却非要摆出一副清高的嘴脸。你们这号人啊，一边伸手要房子、要职称、要荣誉、要身份、要待遇，一边煞有介事地声称自己是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多可笑。明天给你们一套房子，你们的‘自由之声’就收敛一些，后天再给你们配一辆车，又收敛一些。大后天封个什么称号，不用别人教，自己先就学乖了。如今中国变化很巨大，但依我的眼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性其实并没怎么变。”
我脸红了，辩白道：“我只在十年前要过一次房子。”
……
当年的他经过一夜失眠，第二天在一次大会上率先作了措辞尖锐的发言，矛头直指校方的“苏联专家政策”。当年他那一所大学里，很有几位从苏联请来的教授、学者。有的是真教授，真学者；有的滥竽充数，冒牌货罢了。一律享受专家待遇，住小楼，拿高薪，配服务员，外出有小车坐。他所以要从这一点上提意见，乃因在他想来，这其实是最不至于使党的形象受到什么伤害的一点。无非就是对“老大哥”太好了嘛，总比针对党的官僚主义之类发言要明智呀。而且，还容易获得广大中国师生的呼应。不高兴的，只有“老大哥”们罢了。他们再是“老大哥”，也终究是客人。他认为在自己“家”里，在非要向什么现象“猛烈开火”的情况之下，以他的身份，“老大哥”们是得罪一下最没关系的……
“老大哥就要有点儿老大哥的样子，叼着烟斗在课堂上吞云吐雾，是老大哥的样子吗?我们中国的大学课堂，对斯大林同志当然理应例外，可他们并不是斯大林同志本人。调戏中国女学生，是老大哥的样子吗?喝醉了酒倒在校园里，是老大哥的样子吗?作为校方，是不是应该反省我们的专家政策?”
他字字铿锵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博得了一阵阵掌声。
最后他在台上高问：“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一些学生异口同声：“奴颜婢膝!”
学生们的呼应，使他发言的性质显得严重了。
他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很后悔向学生们问了那么一句，但却根本没有充分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那是事情的句号，他后来的命运也不至于多么糟糕。
然而并不是句号。
晚上，苏联教授们住的小楼的几扇窗子被砸碎了。
第二天，许多学生罢了苏联教授的课。
有几名服务员还拒绝继续为他们服务。
苏联教授中有人受到了当众羞辱。
因为他发言中所指出的现象，是实际存在并早已引起普遍不满的事实。
于是事情惊动了苏联使馆，也当然地惊动了中国高层。
于是事情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在搞政治运动了，而演变成了损害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的重大政治事件。
于是，在他浑然不知，还认为自己基本完成了“引蛇出洞”的政治任务，大功告成，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一觉的那一天夜晚，别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该不该定他为“右派分子”。
有人替他辩解了几句。说后果尽管很严重，政治影响尽管很恶劣，但显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反动而导致的。他是我们多年培养起来的党外政治干部。良马宝驹也有偶尔失蹄之时，对他应予原谅。替他辩解的人是那些一向欣赏他器重他栽培他的人。他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引蛇出洞”的。但有更多的人反对那些人。更多的后者们义愤填膺地说，如果连他的刻毒言论都不算“右派言论”，那么已经内定了的“右派分子”，则都不该戴上“右派”的帽子了!分明的，他们落井下石，火上浇油，欲将他置于绝境而后快。他们或是因与他素有积怨，或是嫉妒他的得宠，或是觊觎他的职位急于取而代之。替他辩解的人们，惟恐自己也受牵连，岂敢声明他所以公开发表那样的言论，其实是领会了他们的旨意?他们既不敢承担一点点责任，在打算彻底毁了他的人们的凌厉声讨中，替他所进行的辩解就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而显得顾虑重重，含糊其辞欲言又止。
正讨论着，上边来了电话，大意是——像柳某某这样一个人，受党器重，受党栽培，受党信任，并不论资格委以重任，却公开跳将出来反苏反党，具有很深刻的反面教科书反面教员的现实意义。反苏即反共，这是一个鲜明的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柳某某够得上是一个典型了……
于是讨论没必要再进行下去。
可想而知，当柳被宣布为“右派分子”时，他是多么震惊多么不解多么委屈多么心不能服。然而无论他怎样，都已不能改变他的命运。
因为他又是一个典型了。
像当年他由一次发言而出乎意外地成了一个典型一样。
更令他震惊的是，他以为他的下场一定会引起广泛同情，却不料顿时陷入了口诛笔伐的汪洋大海。没人同情他。他不知所措到了极点。
正应了那句话——墙倒众人推。
他斯时才痛心疾首地意识到，原来不少人都盼着他有此日。
而未婚妻“大义灭亲”、“深层揭批”，使他的命运更加雪上加霜。
不过，他虔诚地配合形势“引蛇出洞”之目的确乎达到了——另有十余名学生与他同时划为“右派”——那些不但贴大字报支持他的发言，且对苏联专家无礼冒犯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