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口战役后，红一方面军下一步作何行动？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制定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要求红一方面军与蒋军决战，迅速夺取赣江流域各个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并规定方面军应以一部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人，经求主力乘机在赣江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同蒋介石嫡系陈诚部4个师决战。带着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到前方督战的周恩来，在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反复研究讨论后，认为苏区中央局的计划难以实现。

    早在7月25日，就蒋军已集结40个团兵力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的情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往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同时认为如能把蒋军听引到河东地区，将更有利于红军作战。

    29日，周恩来又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 强调指出：“在赣州上游渡河成为不可能，如准备与敌作战后再渡河，则敌人又有凭河而守以稽延我军行动的可能……你们说河东决战可能极微，是不尽然的，只要行动迅速，必能给敌人各个击破。”

    为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作出部署，在周恩来主持下，红一方面军总部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分别于8月初在兴国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讨论行动方向问题。此时，蒋军发现红军北移行动后，将支援粤军的第14、52师调回吉安、泰和，与第11、90师靠拢，将主力集结于河西地区，防红军西渡和北进。如果红军攻打万安，渡河北上，蒋军可以依托赣江阻击。即使红军渡过赣江，在当前粤赣湘三面敌人靠拢包围的形势下，敌可在红军还未能集合整理部队的情况下，立即出击，陷红军于不利地位。

    分析上述敌情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赣东蒋军较少，3个师分布在南丰、南城、乐安宜黄地区，红军可集中力量消灭乐安、宜黄、永丰之敌，而后求歼由赣江以西和由南丰南城等地来援之敌，进而调动湘鄂赣和赣东北两地区的敌军，造成由赣江下游渡河夺取吉安的有利条件；如抚州空虚，则夺取抚州。会议决定，为了适应新的作战任务，对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

    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了红一方面军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命令，要求红一方面军集中全力，经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蒋第27师，并相机消灭敌增援部队。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方面军向西佯动，主力却隐蔽急行北上。经一星期连续行军，红军于8月15日开抵同蒋军相持的招携、东韶一线时，蒋军丝毫未察觉。此时，乐安、宜黄两地驻有蒋军孙连仲部第27师，师长高树勋率全师6个团的兵力摆在苏区家门口；乐安城驻有27师87旅2个团。16日，林彪指挥红1军团攻打乐安。 红军一面组织强大火力掩护，一面搭云梯强攻城头。尽管部队伤亡很大，但城门很快就被攻破，城里从旅长、团长到伙夫马夫共三千余人全部成了红军的俘虏。

    18日，红1军团配合红3军团围攻宜黄。1军团除留红10师在乐安打扫战场外，其余部队迅速赶到宜黄西北地区。20日拂晓，红3军团率先攻城。但苦战一天，仍未能破城，遂改白天攻城为夜间 攻城。当夜，红1军团第3军由西北门攻入城内，红3军团也相继攻入西南门和东南门。除师长带少数随从逃脱外，第27师全部被歼。驻守南丰的蒋军毛炳文部见状，自感难保，便急向南城方向靠拢。红12军于23日乘机占领南丰。

    红一方面军一周内连攻克三城，速战速决，共歼蒋军第27师大部，俘五千多人，缴获了包括山炮、迫击炮、 机关枪等在内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波及南昌、抚州，两城大震。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一方面军准备乘胜攻取南城。8月24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率军抵达南城近郊，发现南城蒋军已集结17个团的兵力，且城防工事坚固，若强攻势必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而蒋军在乐、宜战役后受到很大震动，担心红军乘胜北取抚州，威胁南昌，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增援。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为防红军深入北进，令其第8、24师由南丰北撤，与第23师集结南城；第二路军指挥官陈诚率第11、14、90师集中樟树，新淦以容之部队集结临川，诱红军进入歼灭；第5师推进至临川东北赵公渡附近策应；第一路军远应以两个师接防遂川、万安；第43师交防后速集结吉安；第1师及唐云山旅赶赴南昌巩固省防。

    针对蒋军新的部署，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决定再次改变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挥师东进，攻打南城，以求打开赣东的局面。周恩来为此于8月22日致电苏区中央局：“我们判断乐宜攻下，迫近抚州、樟树，威胁南昌，敌大震动。在赣东北之周浑元、李抱冰两师迅速开至抚州、崇仁、赣西北之史霖、岳森、朱耀华等师将开至丰河沿岸，敌之主力吴、罗、朱三师及李明、刘绍先两师向东寻找我主力作战”。“我军决立即向东消灭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三师，占领南丰，以至南城、黎川，然后迎击西来之敌。”

    8月24日，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蒋军3个师共17个团已在南城布防就绪。风云突变，周恩来、毛泽东等当机立断改变预定计划，主动撤退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即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明改变计划的原因：“南城内外险要，工事坚固，硬未易得手。下步行动计划为，俟西来增援吴（奇伟）、陈（诚）各部进至相当地点，便给予迎头痛击，以消灭敌人主力。”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却一再催促，要求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苏区的压力，给这些苏区以直接支援。6月中旬，一度下野后东山再起的蒋介石，此时早已同日本侵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将本该用于抵御日寇侵略的兵力集中向红军进攻。这就是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共调集约50万兵力，下半年对江西中央苏区暂取守势，而以主力“围剿”鄂豫皖、湘鄂两个苏区。

    所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这时候指责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应绕至乐、宜一带，以敌之左侧背，给予各个击破”。还指出，这次方面军北上，虽表示其行动迅速秘密的进步，但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这样造成敌人更积极向苏区中心前进，使之受敌摧残，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

    由此，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为一方，以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和在瑞金的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为一方，在作战方针上产生严重分歧，形成了对立阵势。

    考虑再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9月23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电报进一步陈述对红一方面军行方针的意见：

    “目前红军的行动最好能立即出击敌人，开展闽北，发展局势，振兴士气，并给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但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成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

    “现在因敌人固守白区城市据点，在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南丰、黎川一线城市周围，还有广大区域未曾赤化，加以过去我们战略错误所造成的困难条件，致攻城打增援部队必须时时顾及敌人分进得以合击，又红军疾病离队之多，补充不及，在白区还不易打击与消灭敌人三个较强师的靠拢行动。”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之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具体的而置，以大部队兵力放在南丰之西直到乐安附近，以一小部兵力放在南丰东南做扩大苏区工作，以过一期工作，即以小部队经常向南丰游击，引起敌军增援南丰而准备打击增援部队，并相机与闽并苏区求得嫌络。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 ，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近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经有利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

    “在这一行动中 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时，自然要机动地集中兵力作战。”

    “我们决定后日出动，如中央局有新意见，望火速电告。”

    次日，周恩来又从宁都写信给苏区中央局，强调说：“行动计划已电告。据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办法。当然敌情不是不变，敌情一有变迁，我们仍当迅速地抓住敌人的弱点，实行击破其一方以便各个击破。”信中针对前方的作战指挥中存在议而不决的问题，提出应改变目前的作战指挥方式，“前方组织现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而“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检查时予以批评，否则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他还在信中建议苏区中央局成员到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解决后方领导人与前方领导人作战方针分歧问题。

    与此同时，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分别致电湘鄂西和鄂豫皖中央分局：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面，各个击破敌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苏区中央局接到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23日的电报和周恩来24日的信后，于25日复电：“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交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不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面对苏区中央局的严厉指责，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前线最高军事会议进行讨论。会上，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致认为，苏区中央局指责前方军事领导人不能积极支援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苏区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同时还错误地给敌人以发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准备时间，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随即再致电中央局，申辩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求战心切，鲁莽行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具本布置，我们更主张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的准备，随时打击东西进攻，或宜、乐、丰的袭击部队。这样才能胜利地配合全国红军的进攻，这自然是积极进攻的。”

    接着，在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后次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苏区中央局，强调：“乐安敌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乐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因此 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师，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打强大增援队。此点，请中央特别注意。中央局全体会议以项、邓同志回来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同时告中央局，现在只有执行前线最高军事会议的原定计划，“布置宜、乐中间一带战场，争取群众以调动敌人。”

    前方军事领导人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之间的矛盾，由此进一步激化。为解决这些矛盾，周恩来、毛泽东等一再要求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内部作战方针的分歧问题。9月26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坚持 “向西进击永丰”的意见， 则不但将失去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稍缓即逝的时机，而且有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并以“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为由，表示中央局会议不可能开。

    同时，朱德、毛泽东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做一时期争取群众，发展苏区以及加强本身训练的准备工作，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以北面敌人决战与消灭敌人的条件。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对此大为恼怒，于29日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以十分强硬的措辞指责道：“我们认为这完全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要“给予无情的打击”。

    周恩来将任弼时、项英他们的电报一连看了几遍，眉头紧紧地拧了又拧，喃喃自语道：“……完全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给予无情的打击……难道这时候还要开展党内斗争？就为了战略战术上的分歧！难道……”

    在一旁的毛泽东吧哒吧哒地吸着香烟，望着周恩来说：“恩来，你猜对了。他们现在可是憋了一肚子气，正要找我们发泄哩。”

    周恩来冷冷一笑，说：“有气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我们早就建议开会，他们就是不开。要是早开了会，问题何至于拖到今天呢？”

    毛泽东说：“他们是没有料到，我们几位会这样‘固执己见’，竟敢跟他们一争到底。”

    周恩来说：“他们终于同意开会了，这是好事。有什么不同看法，都可以在会上倒出来，明摆着的事还不能分出个青红皂白来？”

    毛泽东长吁了口气，说：“恩来，我对这次会议，不敢抱乐观态度啊！”

    周恩来说：“除非我们的战略战术不对头，不然，我们是没有理由悲观的。”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总感觉到有一种山雨欲来的味道。”

    周恩来笑了笑，说：“泽东同志，你太多虑了。无非我们前方的几位与他们后方的几位不讲情面大吵一番，看谁能把谁吵服而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