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拉动内需的含义是将民众手中的财富吸引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是通货膨胀，而非鼓励消费，用一次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其效果要远大于单纯的市场手段。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所谓的“鼓励消费”，重点并不在于鼓励老百姓寅吃卯粮，将银行的钱取出来花掉，把腰包里的钱掏干净，而是建立一个让民众敢于主动消费的体系。
主题介绍：模式变在何处——“内需说”的误区——民富论——增长引擎在何处——未来的零负增长时代
3.1：模式变在何处
我们每天都在谈到改变。
改变的含义很简单，今日与昨日的区别，就叫做改变；当我们的境遇好于昨天时，这种改变就被称为发展；当我们的境遇变得糟糕，这种改变就叫做倒退。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境遇变得更好，经济学也恰恰是一门让人更幸福的学问，然而真实的市场却总是变幻莫测，往往与人的判断背道而驰。
在过去的10年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也许就是经济模式的变化了。
当我们谈论到模式的变化时，往往会联系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或者是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其实，对于经济模式的真正含义来说，前者讲的是体制，后者讲的是手段，一个概念过大，一个概念过小。
所谓的经济模式，是经济体内外部的机制，打个比方来说，体制是我们积累财富的环境，手段是我们积累财富的工具，而模式则是我们积累财富的方法。
从经济学的理论来说，积累财富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扩大生产。
生产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对于经济学而言，创造财富的概念，就意味着农民种植的稻谷，工匠制造的产品，技师发明的技术，矿工挖掘的矿石，除此之外，无论是商人的倒买倒卖，还是公务员的政务处理，以及社会其他成员的经济行为，要么归属于交换，要么归属于分配，唯独不属于生产的范畴。
历史上的中国，经济正是基于生产而逐步发展，可以说，生产是我们经济模式的最大特色。
然而，单纯的生产还不足以让每个人都拥有财富，当我们用全局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财富时代的来临。
每个生产者的视角都是有限的，而市场的视角却是全局的，流通的价值就此显现了出来。
有的地方遍地煤炭，有的地方却急缺燃料；许多地方山上的树木只能烧火，但拿到木料市场上就价格倍增，水边的渔民对鱼类不屑一顾，但内陆地区却情愿以真金白银来进行交换。
同样的物品与资源，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价格，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价格，对于不同的交易对象也同样价格不同，而这三点正是决定价格的三大要素，也是构成商品交换的社会基础，更是财富增长的整套机制。
无论由国家承担经济的主体，还是任由市场发挥作用，只要将稀缺的资源流通开来，那么经济体内部的资源总数没有发生变化，但社会财富却交互增长。
因此，生产—消费的经济模式，无疑是经济体内部，以及经济体之间最理想，最稳妥，同时也是唯一的财富累积方式。
然而，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却正在被打破，组成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再着力于旧的财富累积模式，转而将精力投放在对社会已有财富的分割上。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证券市场的发展，正是经济模式转变的最典型体现。
当金融机构在股市中翻云覆雨、不断进行金融扩张的时候，靠的并非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利润，而是幕后无法言说的技术操作；当我们的上市企业在股市上不断增发的时候，靠的也并非是自身的良好绩效，而是浮夸的企业财务报表、产业发展的虚假利好消息。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证券市场，从来都未曾有过足够的实物财富作为支撑，当我们的民众为看似繁花胜锦的行情所迷惑，将毕生积蓄投入到证券市场中时，就意味着拿出自己家的木料钢筋，来为一座虚幻的空中楼阁添砖加瓦，当这座空中楼阁轰然倒塌的时候，被抽走的永远是那些实心实意为其输血的人们。
同样的，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也经历着同样的过程，在房价一高再高的过程中，上涨的并非是建筑物的材料成本，也远非建筑所需的人力成本，而是少数资本大鳄别有用心的炒作成本，当我们倾一生之财买下一套房子之后，拿到的实物财富，要远远低于它的交易价格，因此当楼市崩盘的时候，最终的受损者只能是房子的购买者。
这些看似不断增生的财富，实际上完全不是生产所创造出来的，而是一场对民众财富的全新分配，金融产品、房地产商品价格中每一分钱的上涨，都是从民众财富中抽取出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10年中，经济模式最大的改变，就是财富分配格局的改变，这其中既包括强势者对人类多年积累的现有财富的洗劫，也意味着一场对未来财富分配体系、财富分配规则的改变，正在我们身边悄然进行着。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原因只有一个：通过分配来取得财富的速度，要远远快于生产。
资本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钱四脚，人两脚”，这句话的含义是，用钱来赚钱是最快的，由人来进行生产活动，永远也比不上资本滚动的利润产生速度。
当一种经济模式容忍资本运作导致普通民众无法守护自己的财富时，就意味着这个模式开始了对民众的奴役，这样的情形是任何人都无法容忍的。
尽管国家可以将经济发展赋予市场来完成，但当面临着经济模式背离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时候，市场的主体功能就迅速地削弱，于是，政府的职能就此显现了出来。
3.2：“内需说”的误区
在生产——消费——分配的经济链条上，想要将经济模式的重点从分配重新拉回到生产上，就势必要经历消费环节。
正因为如此，国家才不惜代价地实施四万亿资金的投资计划，旨在以拉动内需的方式，促进经济模式的回归。
然而，当我们的主流舆论集中在“拉动内需”的话题上时，这个并不为普通民众熟知的概念，正在静悄悄地走入误区。
对于人性而言，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除掉少部分清心寡欲者，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向往着更加富足的生活，而这就决定了人们无穷无尽的消费欲望；然而，我们手中掌握的财富是有限的，现实的购买力更进一步约束了这种无限的消费欲。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在现时的经济模式下，想要让我们收入普遍再上一个台阶，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特别是当绝大多数企业都沉迷于分配财富的资本游戏时，这种想法就更加难以实现。
正因为如此，当媒体频繁提出“人人多消费一点，经济会变得更好”的说法时，实际上便已经将拉动内需的概念引入了歧途。
政府所实施的“拉动内需”，其用意无非是消耗掉过剩商品，从而推动新一轮的财富创造，而这些商品之所以过剩，并不是因为民众没有需求，而是这些商品的价格相对于消费者的收入来说，本身已经处于一种虚高的状态。
当我们的房价飙升到惊人数字时，倾一生的积蓄，也无法购买一套商品房，然而住房的需求却永远不会消失，这也正是为什么民间舆论大声呼吁，完善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原因。
商品的价格过高，民众的收入却不见增加，而民众的购买欲望却始终存在着，只要民众的购买力不提升，过剩的商品就始终没办法消耗，重新疏通经济内循环的工作就始终无法完成。
这样看来，并非是民众拒绝消费，而是民众的购买力始终无法承担消费，就此而言，媒体企图通过鼓动消费来拉动经济内循环的主张，无疑是走错了路。
假如拉动内需的含义是将民众手中的财富吸引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是通货膨胀，而非鼓励消费，用一次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其效果要远大于单纯的市场手段。
因此，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所谓的“鼓励消费”，重点并不在于鼓励老百姓寅吃卯粮，将银行的钱取出来花掉，把腰包里的钱掏干净，而是建立一个让民众敢于主动消费的体系。
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商品服务的价格下降，民众的购买力同样会提高，而这一点正符合价格决定需求的经济学理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拉动内需，所谓的鼓励消费，其重点在于建立一个有利于提高民众消费水平的体系，在于由政府出手，鼓励市场自由竞争，鼓励商家价值创新，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进而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并非是挖空心思地改变消费者行为，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大而无当的消费机会。
那么，一定有人会提问：这种提升购买力的方式，岂不是以降价打折的代价换来的，那么人的欲望却是无穷的，是永远也无法满足的，价格降了，民众却希望再低一些，由此对企业造成的损害，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从消费性经济的思路中跳脱出来，进入到一轮全新的思辨当中。
3.3：民富论
想要让经济的内循环永远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除了实现“国民皆富”，再无其他路径可选。
看起来，良好的经济内循环与国民皆富说的是一回事，实际上，相对于前者来说，后者才是具体的方向。
无论加大出口，还是拉动内需，其终极目标永远也无法脱出共同富裕的范畴，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有怎样的花哨名词，指的永远都是政府收入与民间收入的全面增加。
在任何一个时代，共同富裕都是经济管理者所追求的美好愿景，然而10年以来，在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却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途径，之所以为了同一目标却产生了分歧，是因为在经济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新旧模式对于经济活动意义完全不同。
在坚持财富分配模式的学者们看来，之所以无法实现经济体内部的良性循环，是因为社会总资产量极其有限，而有限的资源又被民众分散掌握，因而总是无法实现集中投资，总是无法有效地将资源转化为利润，无法实现财富再增值。
因此，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民间资本有效地吸引到金融市场、大型工业项目、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中来，用不断的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而坚持生产—消费模式的学者却持有相反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国民经济构成了国家经济的基础，之所以不能实现“国民皆富”的目标，乃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发达程度不够，民生项目的投资不够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任何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措施，都会影响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
这两种背道而驰的经济学观点，其终极目标并无不同，也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只是因为受到中国独特的经济状况所限制，才引发了孰优孰劣的争论。
在过去的10年中，民间掌握的资产性财富，只占到了总量的四分之一，而这就意味着GDP增长带来的好处，是普通民众绝难享受得到的。
就任何一个家庭而言，其收入的组成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是每个月的劳动收入和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则是资产性财富升值的收入；然而当我们掌握的资产性财富过少的时候，这条收入的渠道就基本上被堵死了。
于是矛盾就此出现，如果我们把钱花在教育和医疗上，让上学与看病的费用降低下来，无疑意味着普通民众收入的增加，然而这样的投资回报却是缓慢而隐性的，但如果把钱花在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钢厂船厂等大型工业上，效果无疑是明显而迅速的，其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也更明显。
正因为如此，才有无数主流经济学家不断呼吁，要求经济转型，要求不断投资大型项目，其利益的着眼点立足于眼前，却忽略了千秋万代的民生问题，其带给经济的损害与刺激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除此之外，在民众收入迟迟不能提高的问题上，掌握了大量财富的国企同样未能尽责。
举个例子来说，在过去的10年间，我们的国有企业每年都要丢失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而就业恰恰是影响民众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比起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其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实在是少的不成比例，反过来看，尽管我们对民营企业的投入寥寥可数，民营经济却仍然默默地提供着大量的就业机会。
在这样的对比面前，民众的收入因何迟迟不得增加，其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因此，解决经济内循环不良的关键，莫过于让民众先富裕起来，全面回归从生产到消费的旧有经济模式，由国家强制向民众提供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或产业，当所有人的收入提高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解决了民生问题。
这个方案是无可辩驳的，但是，这种方案却是要以经济增长放缓为代价，因此，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找更有力、更长久的经济增长引擎，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3.4：增长引擎在何处
我们又一次站在了风头浪尖，只不过这一次来得更猛烈一些。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依靠的是出口、投资、地产以及生产力提高，凭借着多方面的拉动，经济甚至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一跃而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充当了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凭借着这一点，世界的目光自然聚焦在中国。
然而，当我们对这种高速度的发展进行考量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其增长的基础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牢不可摧，而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就更加显得摇摇欲坠了。
拉动我们经济高增长的因素无外乎两条，第一条就是加入tO后的刺激作用。
当“中国制造”的神话响彻全球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充当“世界加工厂”的角色，只要我们的商品还能源源不断地流向全球市场，就足以保持大幅度的贸易顺差增长。
第二条因素说起来颇为耐人寻味，严格地说，它并不单纯是以生产来创造财富的方式，而是一种对已有财富的再分配，即以资本炒作的形式来实现财富再增值。
这条因素就是在过去10年中甚嚣尘上的房地产浪潮。
房地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来自于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在最近几年中，我们频繁地谈到城市化的问题，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弄清楚城市化的原因所在，便已经加入了这场讨论之中。
所谓的城市化，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过程，既有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地域为城市地域的过程，也有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前者代表了数量，后者代表了质量。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尽管随着农民工大量进城，城市人口以几何数级的速度激增，但在生活质量的提高上，这种变化并不明显。
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每天都在发展，我们的楼越盖越多，价格也越来越高，然而这种不断增长的价格，却是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所无法承受了，不要说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即使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居民，也不具备如此大的消费能力。
于是，问题就此而生。
当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时，人人捂紧腰包，就意味着我们的出口商品不再好卖；而本来就难以为继的楼盘销售，顿时变得更加困难。这就意味着先前的两大超级因素不复存在，因此，在新的经济增长点被找到之前，无论是实现“国民皆富”的终极目标，还是解决经济内循环不良的状况，都很难有大作为。
正因为如此，关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究竟在何处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叵测的伪命题。
我们的经济一直在保持增长，然而那指的是GDP的增长，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皆富，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当民众手中的资本性财富过少的时候，无论GDP增长多少，都和民生挂不上太多关系。
所谓的GDP增长“保七争八”，其实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只要我们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多建几条铁路，多建几座机场，就足以保证增长的稳定。但是，这样的投资却是对民生毫无裨益的，普通民众绝不会因为这些投资多赚到一分钱，而重复建设对资源造成的浪费却在所难免。
反过来，假如我们换一个思路来看待问题，就意味着一个财富时代的来临。
可以说，我们的金融体系并不发达，实际上处于传导链的末端，在这样的情势下，对于中国来说，保证充分就业才是经济稳定，社会安定的关键，至于GDP究竟会增加几个百分点，反而并不重要。
从大的方面来看，经济危机只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常态，在2020年之前，势必要走出这样的低谷，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复苏乃至增长，必然要以各国的国民经济为动力，比起短视的拔苗助长行为，唯有立足于长远，才能走得更远，而非更快。
假如不能未雨绸缪，那么亡羊补牢总还是必须的，假如我们把前面的事情做好，那么后面的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最稳妥也最应当做的工作不是挖空心思地去找到经济的“兴奋剂”，唯有让民众富裕起来，让所有人都得到温饱、有医疗服务、保证子女教育，让所有人都有获得有可靠收入的就业岗位，才是我们亟需修正之处。
3.5：未来的零负增长时代
我们的民族具备一种独特的思维惯性，这指的是当我们习惯于某一种固定的状态后，便很难适应新形势下的新情况。
比如说，我们已经习惯于GDP保持每年8%以上的增长，而当这个增长势头减弱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恐慌中，那么，假如有一天我们的GDP增长滑落到3%甚至更低呢？
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日子迟早会出现。
事实上，在未来十年中我们的变革，一定会发生在经济模式方面，当我们立足于长远，不再单纯依靠大规模投资来创造GDP增长的时候，也正是我们的GDP增长放缓的日子。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赶上美日等国是必然之势，也必然会出现经济高度发达之后的增长停滞现象，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必然会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现象，这样的阶段可能会持续几年，十几年，甚至于几十年。
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如何还能够保证生存，保证继续积累财富，保证不断地成长，保证不悲观、不绝望，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