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在原地等警察。一辆配无线电的巡逻车带着两名制服警察首先出现，他们都很年轻，一个是拉丁裔，另一个是黑种女人。他们让我坐在台阶上等着，然后上楼去了。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一分钟后，他们走了下来，明显受了巨大的震撼，失魂落魄，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紧紧抓着彼此的手臂。管理员和部分邻居出来了，警察不许他们靠近。警察呼叫支援，用黄色胶带封住门框。又一辆警车带着两名制服警察赶到，然后是一辆卡车，带来了身穿风雨衣拎着设备箱的现场勘察技师。他们看上去很专业，一个字也不说，径直从我身旁挤过，我猜他们和那两位新手不一样，在工作中见过许多可怕的景象，但我还是为他们感到难过。我们最近恐怕都要做同样的噩梦了。

    布隆卓维奇警探和附近分局的两位警探几乎同时赶到。他块头很大，面颊红润，沙黄色的头发，板刷似的小胡子，身穿廉价的蓝色西装。曼哈顿分局的是一男一女，都穿黑色正装。他们先谈了一会儿，不时看我两眼。然后布隆卓维奇警探走了过来。

    “你是布洛赫？”

    “对。”

    他向我出示证件，我伸出手，他随便握了一下。他的手背长着乱蓬蓬的红色毛发，戴着婚戒和毕业纪念戒。

    “别乱跑。我下来就找你录口供。”

    “好。”

    他大踏步走上楼梯，我注意到他的两只袜子不相配，我有点替他难过。他看上去很硬朗，就警察而言也挺亲切，但我感觉到他并没有那么精悍，此刻正要踏入不可知的境界。那两个曼哈顿警察？我才不在乎他们呢。

    三个人都上楼去了，汤斯特别探员也来到现场。他没有说话，只是看了我一眼，像是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踹我，然后也爬上楼梯。我根本不喜欢他，但我知道他是最能干的一位。几个人一起下来，默不作声，皮鞋重重地踏着吱呀作响的楼梯，他们在门廊上围住我，我对着他开始说话。

    “我有一种不妙的感觉，我们应该去一趟新泽西。”

    “为什么？”他问，眯起蓝眼睛盯着我。

    “也许还有一名受害者。名叫玛丽·方丹。地址在我家，但开车去的话我认得路。里奇菲尔德公园的榆树街。我可以解释为什么，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边走边说。”

    他的厌弃表情没有改变，但只思考了半秒钟就点点头。

    “咱们走。”

    开车的还是上次那位探员，他身旁还坐着一个人。汤斯和我坐后排。我们驶向隧道，警笛不时响起，车流随即分开。我向他介绍情况，然后讲出我和达利安·克雷的交易，他的讥笑表情变成怒吼。

    “天哪，我知道你们作家都是人渣，但这次对你这种投机分子来说都太没下限了吧。居然和恶魔做交易。”

    “混合隐喻，”我说，“你写书时得多注意。”

    他瞪了我一眼，然后转开视线。

    “你怎么会知道？”他用威胁的单调声音说。但我并不在乎，他吓不住我，因为我已经吓得屁滚尿流。

    “通过我们投机分子的网络。”我说，“你大概想守住受害者，只准你一个人利用。”

    我没有看见他的拳头。估计是因为我没料到。我的右眼突然冒出金星，我倒向左侧，脑袋撞在车窗上。我转过头去，汤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双手摆在大腿上。前面的两位探员也无动于衷。就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除了我的脸痛得要命。坐在他左边算我运气好。他用同样单调的声音面对前方说：“你要是像我这样看了二十年的血腥场面，抓住了这么多凶手，也可以考虑靠这个挣点钱。”

    “好吧，”我说，“有道理。我收回我的话。”

    “你还好吧？”他问。

    “还好，有点头疼。大概是过敏，春天嘛。”

    前排的探员看着GPS，听着无线电给出的方向，我们从正确的出口驶下高速公路。当地警方与我们会合，一辆警车开路，另一辆殿后，开着警灯领我们驶过那些街道。我们经过公共汽车站。生锈的秋千。我在支离破碎的记忆里寻找那幢屋子：露出黑斑的白色墙板，参差不齐的草坪，山茱萸。

    “那儿，”我说，“右边那幢。”

    “那儿，”汤斯对司机说，“右边那幢白色屋子。”

    探员在车道停下，他的搭档通知当地警察，警察在玛丽家门前刹车。

    “在车里等着。”汤斯对我说。三扇车门摔上，我被关在静悄悄的车里，望着警察跑向主屋的大门。开门的是个大块头女人，穿弹力裤和粉色运动衫，我猜她是玛丽的母亲。我后来得知，她和丈夫之前度假去佛罗里达探望祖母了。回到家，女儿没有来开门，他们并不担心，因为这种事很寻常。她经常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不见踪影，还会一段时间不和父母说话。他们注意到她的房间散发出怪味，但这也没什么不寻常的。

    一位女警请母亲返回室内，汤斯带着调查局探员和警察跑到屋后，爬上通往车库二楼的楼梯。我坐在后排，车窗没有放下，草坪仿佛电视剧开场前的布景：两名警察把守笼罩了一层暗蓝色的白色房屋，旋转的警灯给景观玫瑰染上异色。风吹动薄云，摇晃山茱萸，粉色花瓣斜着飘向地面。有两三片轻轻落在引擎盖上，像正在融化的雪花似的贴在车窗上。

    一分钟后，两名警察回来了，用手帕捂着嘴。一名警察在楼梯上滑了一下，他的伙伴拉住他。他的鞋跟留下一抹血迹。两人互相搀扶着回到草坪上，一名警察跪倒在地，连连干呕，另一名警察搂住他的肩膀。两名探员跟着出来，黑色风衣在背后飞扬，他们跑过草坪，拿着对讲机说个不停。剃平头的大块头探员停下脚步，抬起反光太阳镜，擦掉面颊上的泪水。汤斯慢慢走下来。他打开车门，外部世界的声音、气味和感觉回到车里。

    “来，”他说，“你看过另外两个，应该也看看这个。”

    我紧闭抽痛的嘴唇，不情愿地下车，跟着他穿过草坪。走到一半，我听见主屋的纱门里传来哀号声。有人告诉了母亲。我有一秒钟飘了起来，像是被大浪卷得离开了地面，汤斯扭头看我，我的脸上毫无表情，跟着他爬上楼梯。气味难以忍受：甜腥味。呕吐物、排泄物、变质的肉和腐败的鲜花。来到楼梯顶层，他让到旁边让我进去。我在门口犹豫片刻，汤斯从背后推了我一把。我屏住呼吸，踉跄着踏入地狱。

    还是我见过的那个房间——海报、床、厨房区、镜子、连环杀手爱好者的照片——但所有的东西都被涂上了血液。我的视线在黯淡的光线中聚焦，我的大脑挣扎着理解涌现在眼前的画面：床垫仿佛黑色海绵，满是嗡嗡乱飞的苍蝇。渗出黏液的地毯。滑溜溜的墙壁。床的正中央躺着的尸体就像曼陀罗。

    我剧烈喘息，深深吸气，但立刻意识到了错误。有毒的空气涌入身体，黑色的恶意充满大脑，血红色的墙壁开始旋转。视野变暗，我在惊恐中逃向房门，如果在房间里失去知觉，哪怕只是一秒钟，我就永远也无法逃离。汤斯在我昏倒前抓住了我。